“……（这）不是工作。我都不觉得自己有做什么。反正有时候就觉得好玩。平时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去朋友那里打麻将、看电视，吃吃喝喝吧反正，像这样怎么会是一种工作呢。”

当我和站街女小宋聊起当小姐是不是一份工作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回答我的。她强调做这个就是“好玩”，在我接触的小姐中持有类似观点的是大多数，也表明了她们对现在“这份工”的理解。对于娼妓这个人群，学术界和行动派倡导和运动的目标常常是赋予合法身份和工作的权利，那么这和小姐自己的愿望是否相符？小姐们自己是怎么想的？她们想要的是什么？她们认为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在珠三角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她们如何理解“小姐”的称呼？又是如何理解“性工作”，如何看待“性工作者”这个称呼的？她们心目中的工作是怎样的，对工作的期待如何？在自我身份的问题上她们又如何挑战了我们对于“工作”的观念？这些就是本章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

她们在做什么

在中国，工作的概念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体制内”的工作是唯一的工作方式，工作与单位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年轻人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应把小姐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期待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虑，如同很多年轻人一样，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现在做的是一个工作，而只是生命中一个暂时的过渡。学术界对娼妓是否可视为一份工作尚存争论。中国的研究中也泾渭分明地形成了两大派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卖淫是资本主义腐朽的体现，应彻底消除；另一些学者则倡导“性工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工薪劳动，与其他工种无异，受物质和经济需要驱动。但现有文献对性产业女性从业者的多重现实关注不足。首先，这群女性进入性产业后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的。其次，她们进入性产业的驱动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再次，“性工作者”标签有可能带来怎样的社会污名；这群妇女自身是如何理解这个“名头”的，她们对自己的这份“工”又是如何看待的。最后，一个看似简单的命名问题如何反映了农村流动到城市尤其是进入性产业的女性的欲望。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与分析。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强调妇女自身的声音和经验。本部分就先呈现受访者自己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的说法。

玩

研究中有13个小姐明确表示自己现在只是在“玩”，不是在工作。从她们的叙述中可以总结出“玩”的几个意味：①她们所做的大都与玩乐有关，“工作”时间灵活，可随心所欲；②在客人面前有“演戏”的意味，例如有时要隐藏个人情感，要“逢场作戏”迎合客人，而“玩”最能够淡化负面情绪；③这是生命中一个暂时的阶段，什么都不定，以后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玩”是最适合形容这种状态的。“玩”看起来是一种策略，小姐们用它来弱化“工作”的规则、责任和压力，应对情绪的高低起伏，合理化自己看似毫无目标的生活方式，减轻小姐的污名化。

对于小红来说，目前这种“玩”的状态是没有生活目标时一种暂时的迷惘状态，她不知道自己将要怎么过下去，而身为外地人和一个小姐，没有资源和关系，她只能“玩玩再说”。

"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是贪玩的，我爸妈也这样说我嘛。他们会拿我和我那个妹妹比，觉得她念了大学，都是一个老师了，我就一天到晚只知道玩。我觉得我习惯了这样，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那样子。做小姐其实也就是玩玩的，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懒惰找理由。"

做生意

有6位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做生意的，是“生意人”，因此要具备精明的头脑，会划算、计划，要有眼光。她们觉得生意人的头衔比性工作者好，第一，它突出了做生意的都市意味，因为做生意通常是城里人做的事情；第二，它塑造了一个成熟精明的形象，令她们感觉更自信；第三，能带来参与客户生意过程的骄傲感；第四，有一种自己做决定和计划的自我安全感。相比较而言，性工作者听起来不仅“怪怪的”，而且还显得“太直接”与“露骨”。小姐们在性产业中摸爬滚打，积累了经验、决断力、人际关系网络和全面衡量的能力，人见得多，见识也就广了。

珍姐和海斌就是很好的例子。珍姐在谈话中一直都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做了15年，为了达到目的能忍辱负重。讲到自己处理与客人之间的关系和经验的时候，她颇骄傲地说：

“那个卡拉OK老板请我，她说出多少钱，请我去跟人家上课，如怎么样按摩，怎么样对待客人，礼貌是怎么样的，人家客人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对客人怎么样，对男人怎么样交际，我跟人家去上课的！”

“出来”

兰兰、王文、王娜等人在谈到自己现状的时候，使用了“出来”这样一个非常模糊的词语，这种模糊化处理巧妙地利用了她们的流动背景和农村妇女的形象，阐述了她们跳出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来到更加开放的城市空间的过程，表达了一种脱离落后、停滞的农村空间和传统的观点的愿望。她们说的“出来”主要有四层意思。

第一，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出来”指的是从中西部不同省份到沿海地区、从南到北、从农村到城市地理位置上的移动。

第二，离开农村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离开了封闭和落后，像兰兰说的，她们觉得自己从一个“封闭的地方到了大地方”，看到了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接受了新观念，开阔了眼界。

第三，对于已婚的王文和王娜来说，“出来”意味着摆脱不满意的婚姻，进入一个个人空间。她们不想担忧未来，想要更稳定的生活，就决定自己出来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以求安心。

第四，“出来”意味着踏出国门的国际化经历，这就发生在兰兰身上。上一章里讲过了她的这段经历，不仅赚了钱，还有机会接触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大大地见了世面”。这几个小姐强调的是自己流动和变化的身份，从农村出来闯荡的状态和经历，以及脱离老旧环境，成为现代、时尚、开放女性的欲望。她们用“出来”、“做事”、“做”、“出去”这些模棱两可的词描述自己的现状，认为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或暂时的生命阶段——她们依然需要时间和空间去考虑自己想干什么，固定的身份，尤其是她们认为带有标签和污名的“性工作者”身份，并不适合她们。

“人一旦从农村出来真的就会很不一样，就像我。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感觉自己看东西不一样了，毕竟出去过嘛！你要是有兴趣就给我写一本书都可以，我有很多故事的！哎呀，当小姐当到我这种程度也真的没几个的。从农村出来又跑到外国去，这也是一种经验啊。你刚才问我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工作，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阅历，不是工作。”

工作

阿娟是我的受访者中唯一一个觉得做小姐是一份工作的人。这大概和她单亲妈妈的身份有关。为了养育4岁的女儿，她每个月都汇钱回家乡给自己的父母，让他们尽管买好吃的、好用的，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所在。因此，她挣钱的目的非常明确。

是否觉得做小姐是一份工作？

“也是工作呀，怎么不是工作？交际也是一种工作。不管做什么，哪怕像我今天出去买菜也是一种工作。我觉得这不用定义，我们本来就是在工作，到了时间我们就去上班，只能说我这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工作，是自由的工作，不能说把它“归成”工作，它本来就是工作。就像它没有规定8点上班，但是去上班就是工作，下班了就下班了，没有规定1点下班，像工厂，规定8点上班，几点下班，这段时间就是工作时间。”

国外研究这个话题已经很长时间了，有学者为了消除歧视提出“性工作者”的说法，承认你们的合法身份，你有什么想法？

“如果说我完全做性工作，没有其他的，单纯的性，那还可以这样说。但我还做别的呀，不完全只是性，这样说有点太单一了，觉得有点太强调性那方面了，反而不好。”

超越性和工作：为什么不是“性工作”

阿娟对“性工作者”这个称呼的态度在其他小姐中也很普遍，有12名受访者指出它太偏重性的方面而弱化了其他方面，而那些恰恰是她们“工作”的主体。她们觉得自己从事的更多的其实是“情感”劳动，在不同的场景下扮演不同的角色，尤其是对于室内场所小姐来说，聊天、喝酒、跳舞、唱歌等服务形式和性服务一样受欢迎，甚至更为常见。在现在的环境中不是只要“把身子拿出来就有事做”，更多的是提供情感上的慰藉，发展朋友般的关系和营造轻松热闹的氛围。小姐要做的远比直接提供性服务多得多，她们必须锻炼技巧和个人能力，创造出不同的性别形象，迎合不同需求，才能在年轻、貌美的外来务工大军中立稳脚跟。

“性工作”一词把性放在最突出的地方反而加重了污名，相对而言，“小姐”一词比较委婉且有多重含义，为多数人采用；“性工作”意味着“以性为中心”，是多数从业女性情感上拒绝的词语。

首先，对于一部分小姐来说，“这份工”并不能保证稳定的收入，尤其是对于站街小姐而言，如小红、阿雅和珍姐，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小姐们认为只有每月工资形式的收入才叫稳定收入，她们对工作的理解往往与这点有关，即要有工作单位、固定上班时间和固定工资收入。

第二，小姐们感觉缺少尊严。“这份工”更像是一种隐形的职业，她们一般不会跟外人说她们是做什么的，她们必须努力营造所谓的归属感和尊严，或至少是正当感，不像别的工作那样本身就带有这些特性，不需要刻意营造。

第三，一些小姐觉得“这份工”不需要责任心，她们把工作和责任相联系，心目中从事一份正式的工作应该具有一定的责任感。这种想法对于应 召上门服务、被包养、在家做事、站街等类型的小姐来说尤其真切，因为她们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公司或集体，除了管好自己的生活外，谈不上对谁负责。

第四，小姐们认为“工作”应该与目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一份工作根本没有目标和方向，那就不能说是工作。她们认为工作应能带来稳定感和生活道路上的方向感。

除了稳定性外，尊严、责任感、成就感、可持续和目标是她们考量一份工作的重要“指标”，一个清晰的目标指引着人在不同阶段往不同的方向努力，这提示我们重新构建“工作”的内涵。做小姐没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不是她们心目中的“工作”，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她们对“这份工”的感受和态度。

未来不工作

我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3位受访者中有21人表示不太想找长期、固定的工作。小姐心目中的“找工作”是相对于打工来说的，打工是指在工厂、发廊、美容院等场所做事，而工作更偏向于我们平常说的在企事业单位领工资的性质。打工在她们之中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

对于工厂来说，对人身的限制是最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工人没有自由，吃住劳动甚至拉撒都受到严格规管。对于女工来说形势更为严峻，生理期、孕产期安全没有丝毫保证，还要忍受来自男同事和上级的性骚扰，未婚怀孕、患性病、被强奸等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劳作在社会底层，没有社会地位、权利，无法体验现代的生活方式，更缺失的是个人表达和追求的空间和可能性。

对于缺乏良好教育与技能的这群女性来说，除了工厂工之外恐怕也难以找到她们心目中的那种“工作”，比如进写字楼做文员、做白领等。因为可能性小，“找工作”也逐渐失去了其吸引力。没有其他选择，面对自己成为性主体、都市主体和现代化主体的欲望，她们发不出一点声音。

在这种困境下，另辟蹊径不啻为一种勇敢的尝试；常规“工作”之外的其他选择便成了她们的“蹊径”。在鼓励自谋出路、自主创业、自食其力的今天，自己“出来”、“做生意”等名头为她们披上了一层独立、自主、精明、能干的外衣，而她们在这个行业中摸爬滚打也确实积累了人脉、经验，开阔了视野，为她们继续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积攒了力量。

小宋：我是宁愿自己在街上也不要去打工。我觉得自由自在很重要吧。年轻人都喜欢自由，没人愿意那样待在工厂里，天天流水线，出都出不来，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扣你钱，你说都不用说，还得看他脸色。我们这样至少自由一点，也不用起早贪黑，回来就家里待着，想干什么都可以。

“小姐”的隐喻

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她们弃“性工作者”这个进步的赋权之名，却采纳这个在我们看来已经十分污名化的称呼？

江绍祺在其对香港“男妓”性别身份和对抗污名策略的研究中指出，很多“对抗污名的技巧同时也是性别策略”。他回顾了文献中关于污名管理技巧也是合理化策略的讨论，提出娼妓研究中有关社会污名的分析应加入性别视角的观点。香港“男妓”理解和应对污名的故事使他注意到，他们的合理化策略很多时候亦是重拾男性气概的策略。本研究也采用了这个分析框架，探讨小姐对自我形象和身份的构建。“小姐”这个名称不仅是弱化污名或曰转移视线的方法，更是一种性别策略。

“小姐”作为去污名策略

上文分析过小姐不喜欢“性工作者”这个称呼的原因，它太直接，而且只强调了性——恰恰又是中国社会里比较忌讳的——似乎她们只卖身、卖性来换钱，高度违背了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习性。“小姐”这个词比较模糊，涵盖性强，没有特指她们的“工作”内容，玩、做生意、出来、PR、陪酒等都是，而且在城市环境中它还是对年轻女性的常用称呼，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弱化她们的污名。

1.去污名技巧之“玩”

“玩”的叙述不仅描绘了小姐日常“工作”中娱乐及玩乐的部分，更提供了一个让她们忘却烦恼、减轻负担的空间。它不像“性工作者”那样直接和具体，重要的是，它淡化了她们“无所事事”、“毫无目标”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污名；将其看作生活中一个过渡或暂时的阶段也减轻了缺乏生活目标的负罪感。

2.去污名技巧之“做生意”

做小姐年头比较长、较有经验的，比如珍姐、明姐和海斌，还有生活目标较清晰的几个人，比如小李、阿美和阿静都说自己是“做生意的”，这也是一种去污名技巧，因为做生意具有城市特性，这么说让小姐们觉得有面子，也赋予她们一种现代、成熟、精明的形象。比起“性工作者”这样的称呼，“做生意的”听起来更高级、更有自主性。

3.去污名技巧之“出来”

这大概是小姐们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了，既直接又委婉，既清楚又模糊。她们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不清楚自己之后要干什么，对于现在所做的事又怀着一种不想道明的态度，那么这个词就是最好的说法，一切都是开放的，什么都是有可能的，用流动来解释，用不定应付变化。

“小姐”作为性别策略

我的所有受访者都宁愿被叫“小姐”，也不愿被叫“性工作者”。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已经淡化，已然有了“妓女”的意味，跟“性工作者”之于她们没什么两样，但在城市环境里它依然被用来称呼女性，这就给了她们一些模糊的想象与空间。

1.“小姐”是都市化能指

在到达城市之前，这些女性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各种想象。她们不想再面对贫困，即使对于她们来说，生活条件已经比父母辈时改善了不少，她们还是想出去见见世面，至少不会在家里务农或无所事事。

城市的生活方式，吃穿住行，包括语言形式，都对她们有着深深的吸引力——内心深处，她们渴望与城市人一样，她们也有自尊，希望不要被人看低——无论是用什么形式，就算只是表面上的都市化也好，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能让她们也体会一把现代化的成果，尤其对于身为女性的她们而言，生活中的许多不平等是高度性别化的。在这个空间里，她们按需要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种类型的女性，体现着成熟、能力与都市气质，一切过去尤其是与大众、媒体甚至是学界加之于身的乡下、被动、粗野、弱势等相关的东西，统统都要告别。

2.年轻的代名词

迁移和城市生活的经验使小姐们对“青春”有了新一层的体会。“小姐”一词曾专用于指称年轻未婚女性，这群女性用它来表达自己的女性气质和性别观念，尤其对于已婚的小姐来说，就像是“第二春”，凸显了她们对于婚后新生活和个人空间的渴求。她们可以是找寻性自主和性愉悦的性感人妻，可以是招人怜爱的清纯女孩，可以是自在、狂放、好玩的女孩，可以是八面玲珑的轻熟女，也可以是时而“保守”、艰苦耐劳，时而现代开放的两面女郎，总之是拥有各种可能性的性感小姐，不是黄脸婆，也不是老土大姐，而“性工作者”完全不能涵盖和表达这些意思。

3.“小姐”的现代意味

这群女性将自己想要变开放、灵活、独立、成熟的欲望都投射到“小姐”这个名头上，颠覆了它原有的特定色彩，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受访者中有些人还年轻，而有些人已经不再年轻，对于她们来说，身体和性几乎是唯一的资本，自己能掌控，可以用来实现性自主与生活自主。她们的许多决定，比如从农村或小城镇出来到大城市，进入性产业，开始婚外情/性，用一种新的方式生活；许多观念，比如对打工和工作、对爱情和婚姻、对机遇和挑战等的看法，都折射着获取更大生活空间、更好个人前景、更多发展机会的欲望。她们认为这才是现代女性应有的特质——不再局限于小小的滞后的农村环境，不再安身立命、满足于农耕生活，不再被婚姻和家族的面子和利益“绑架”，而应该充分尊重自己的想法，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回自己。

小结

作为流动人员，这群女性过着漂泊的生活，不定和迷茫是她们追逐现代、自主生活路途中的常态，她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会往哪里去，但她们恰恰就利用了这种流动的特质为自己创造了摸索的机会，她们动起来了，参与了流动这个大游戏。“小姐”的形象多元而开放，她们赋予自己新的性别形象，利用这一点来减轻性产业带来的污名；她们拒绝了很多像她们这样背景的人通常会选择的打工的方式，甚至拒绝“工作”的形态，对未来保持一种开放度，以弱化流动人员的污名。我认为这些不确定性、困惑和迷惘恰好就是我们在研究流动人口时不应忽略的重要情感特性——往往，我们只是想去看他们的付出与收获，看那些生活中较为“成功”或确定的方面，但其实，不定和困惑是生活的常态，从其中也能看到他们抗逆的自主性。它不是弱势，而应被视为潜藏的可能性、改变的机会和流转的灵通。小姐们为更好的生活和个人空间，愿意承受风险、逾越界限，去探索新的可能性，由于资源太少，社会环境不理想，她们可能没法获得她们理想中的那种成功——做城市人、过稳定的生活，有一份写字楼的白领工作或自己当老板，嫁个可靠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分享到国家进步的果实，但她们至少为此努力过。

她们需要的就是一点点能够松动的空间。身份、权益、地位，都还不是她们生活中最重要、最想要争取的东西。我在本章中阐述的故事告诉我们，“性工作者”所代表的意象过于单一和固化，没能反映出小姐群体中的多元态度和经验，性产业在珠三角地区复杂的发展态势，她们对各种既定社会制度的抽离感与异化感，以及她们对自己的期望和对将来的念想。“小姐”虽已被污名化，但还是比“性工作者”要好一些，更比“鸡”、“妓女”好，甚至比“打工妹”要好。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表达，也绝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标签，它只是比较模糊，让她们在边缘之中有了挣扎与改变的空间。

她们的策略也是朝向自我的、内省的。她们从不认为集体抗争、争取合法的身份与地位是她们想做的事情。她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当一个女人背负很多污名的时候，她总要抓住一些正面的东西为自己正名，诉说她为何偏离了主流的话语，同时得以保持自己的尊严。